青春作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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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刘縯送走了蔡阳县的官吏，那边离了舂陵的刘秀正直奔新野而来。有人又有疑问了：刘秀不是去太学读书了吗，怎么又回到了舂陵？

“放假了。”对于这个问题，定会有人不假思索地举手抢答。

回答“放假”的同学请坐下，你们太小看刘秀了。他要回家还用得着像你们一样苦等放假？他根本就是辍学回来的。

天凤元年(公元14年)，二十岁的刘秀进入长安太学成为一名太学生。入得国家的最高等学府，是众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是日后涉足官场、平步青云的踏板，有的人甚至十几年如一日地赖在太学不走。可刘秀的太学生身份仅维持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年的时间。从以往的经历可知，刘秀不似读书的天才，因此这点儿时间实在不能算长。放到现在，读个专科十分勉强，想“三加二”升本科更是万万不能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刘秀做出辍学决定，肄业回家的呢？

有人说是因为其刘姓宗室身份让他在新朝的太学中受人排挤，混不下去了，所以回家。

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知道，刘秀在短暂的太学生涯中结交了众多好友，光是能在史书上留下记载、有名有姓的就包括但不限于邓禹、严光、韩子、朱祐、刘嘉、来歙等，至于默默无闻者，更是不可计数。而且后来刘秀在太学越来越吃得开，甚至连大司马严尤、司命(相当于司隶校尉)陈崇等都对他另眼相看。既然如此，刘秀就不大可能受排挤。

于是又有人说是因为刘秀缺钱，毕竟刘秀家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大哥刘縯为了养士，连劫道的勾当都做得出来。穷困如斯，想来也不可能在经济上给刘秀多大的支持。

诚然，刘秀来到太学之初经济上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出行，普通老百姓当然是靠自己的一双脚，而有身份的人至少要有一匹脚力。古往今来，出门有代步的脚力而非靠自己的脚力，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说到代步工具，古代最常见的当然是马。人骑马行走于大街之上，个头儿和眼光自然会高人一等。如果你很牛，比如说是权贵或是富商，那就能坐马车，较之骑马又多了几分平稳、舒适。至于皇帝，和天下人又不一样，规格要超出许多，虽然不可能御龙，但拉车的至少得是四匹到六匹同等高度、毛色纯白且训练有素的骏马。相比于老百姓，太学生刘秀当然也是有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同百姓一般光靠两只脚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穿梭。可腰包瘪瘪的他买不起马，怎么办？

换作其他太学生，可能会一狠心咬咬牙，觍着脸找几个朋友借三五千钱，在市场上随便找一匹毛色、体态都甚是欠佳的老马充门面，再从本来就紧巴巴的伙食费中硬挤出一点儿供马。可如此节衣缩食，时间一长便会导致自己和老马都营养不良，某天上街两者皆四肢发软，不留意间突然来个马失前蹄，连人带马齐摔个四脚朝天。等狼狈不堪地爬起来后，气急败坏地把老马拼命拽到市场出售，结果算去折旧费、养伤费、营养费、过时费等，得钱二千不到，还不够还朋友的钱，于是索性再一咬牙，钱就不还了。结果，最后既没了朋友，也没了马。

对此种寻常人的作为，刘秀当然不能苟同，他有不同的想法。思来想去，最后他决定另辟蹊径，准备忽悠同宿舍的韩子入伙，和他一起购买一匹牲口充当脚力。韩子是个实在人，他也没什么钱，把兜掏光了和刘秀的钱加在一起数一数，数目大概也就够买一匹老马，还十分勉强。韩子遂决定明天去市场看看有没有便宜可捡。

“不，”刘秀摇摇头，否决了韩子捡漏的提议，“明天你跟我去买一头驴。”

此言一出，韩子当时就要跳起来：“莫非要指驴为马，你当长安人不识驴乎？这个人你要丢便丢，我韩子堂堂太学生恕不奉陪。”

刘秀却不生气，他跟韩子解释说：“马贵驴贱。我们先买一头驴，再用剩下的钱给驴配辆车。骑驴当然见不得人，可有了车，档次不就上去了吗？然后我们有驴有车，平时无事的时候可以用驴车给人拉货，上街的时候遇到想搭顺风驴车的，我们就给他个优惠价。这样一来二去，钱不就有了吗？有了钱，我们再把车升级，这样就可以拉更多的货，载更多的人，挣更多的钱，然后我们再把车升级……”

说着说着，韩子已经被刘秀给他画的大饼绕晕乎了，糊里糊涂地就跟刘秀去买了辆驴车，结果他们还真在当时的长安引领了一股时尚潮流。

除了搞运输赚钱，刘秀还和同学朱祐一起卖过蜂蜜。朱祐的医学知识大概是家里祖传的，他懂得一些看病制药的手段，对自己所制药物的药效也很有信心，却没有人愿意买他的药，理由很简单：太苦。

自古人们皆知，良药苦口利于病，可不利于吃。于是刘秀找到朱祐，在他制的药里面加入蜂蜜再拿去出售。蜂蜜本身就有扶正、调补脾胃的功效，蜂蜜和药不仅增强了药效，还改善了口感，这样一来朱祐的药在长安大卖，两人着实赚了不少。

到了后来，原本穷酸的太学生刘秀不仅腰包充实，甚至还搬出了太学宿舍，租住到了长安的宗室聚居处、高档住宅区“尚冠里”。因此，刘秀没钱辍学一说也不能成立。

然后又有某著名作家说，刘秀是因为烧了刘秀的藏书阁，于是跑路。

这里要说明两点：第一，此处后一个“刘秀”乃是当时的国师刘歆，此公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某天突然脑子一热，将自己的名字由刘歆改成了刘秀，但为了和光武皇帝刘秀区别，历史上一般还是叫他刘歆；第二，此种说法于史无载，故不予讨论。

于是，人们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干脆避而不谈，或笼统地归结为“因为种种原因”。这也是可以的，但显然我在这里不能简单地用“种种原因”一笔带过，毕竟大家来捧场，就是想知道原因的，这“种种原因”算哪门子原因呢？

为了尽可能地把“种种原因”讲出来，我尽量从我的角度进行分析。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也只是间接解读加猜测，并没有直接证据，大家姑且听之，毕竟现在谁也不能把当事人刘秀叫来问个清楚。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作为太学生，刘秀的学业如何。答案也许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作为太学生，刘秀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在孝武帝刘彻设立太学之初，太学规模颇小，学员只有五十人，课程仅开设五经，也就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及《春秋》五本儒家经典。后来，随着太学规模越来越大，到了王莽那时候，太学生已经超过一万人，课程也从原来的五经发展到讲授《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等。为了能尽快出人头地，太学生历来多是主修一本或几本经典，再辅以其他课程，毕竟技多不压身，谁知道自己会因哪门课的表现获得朝廷的青睐。可刘秀是个异类，即便是《后汉书》这样的正史，也只含糊地记载“受尚书，略通大意”。也就是说，脑子活络的刘秀在三年的太学生涯里只修了《尚书》一门课，成绩还并不是一般，而是非常一般。

偏科也偏得不怎么样的太学生刘秀，在当时的太学中大概是不怎么受老师喜爱的。教授他《尚书》的是中大夫许子威，也是当世的名儒之一，但越是名儒，越容易偏执己见，通常也越迂腐，因此他或许从未正视过自己这位学生。因为在老师看来，学生应该埋头苦读，应该皓首穷经，而不是一肚子的花花肠子。

说到皓首穷经，就不得不多说几句。

古代人写作，尤其是传世的经典，往往惜字如金，极少有废话。别的不说，单说《尚书》一书，全篇两万五千七百字，一天学一百字，节假日休息，一年学完绰绰有余。那有什么必要搞到头发都白了，才敢说自己可能通晓了其中深意？

因为这完全是后来的读书人自己作的。世上的书那么多，好好读完一本，然后再读下一本，有什么不好呢？

不好，因为这本书我读过，你读过，他也读过。怎么才能体现我和其他人不同呢？只读原文肯定是区分不出来的，于是我要一篇一篇地分析，要从竹简的表面深入进去，窥破作者的内心世界，再挖掘一些与众不同的本质来，方才显得我这个读书人与众不同。

这还是第一批读到书的人，他们挖掘起来相对容易。到了后来的读书人，因为前人已经挖掘过一轮，为了彰显自己已超越前人，只能继续深掘其中隐秘，遂把文章一段话一段话地拿出来在放大镜下阅读，充分发挥举一反三的思维，拔出萝卜带出泥般地把文章的内容引申出去，甚至恨不得对作者的灵魂进行拷问，以期从其口中逼出一个“然”字。更后来的读书人就越发困难，只好在犄角旮旯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掰开揉碎放到嘴里使劲咀嚼，敲骨吸髓般品味一番，然后告诉世人，这个字是甜的还是咸的。

这就矫枉过正、过犹不及了。还是拿《尚书》举例子，西汉有个叫朱文公的，注解《尚书》就注了三十多万字；又有一个叫秦延君的，更是这些人中的翘楚，他光注解《尚书》中的《尧典》一文，就整出了十几万字。这些人拿着从自己脑子里倒腾出来的东西，堂而皇之地告诉大家：“作者写书写到这段时是这么想的，写那句话的时候是那么认为的……”

得亏《尚书》的作者死了，不然他活过来看了也犯迷糊，不禁暗自怀疑：“我当年真是这么想的吗？”

从这里我又想到，当年曾经看过韩寒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有一次他的文章被选作中学的语文阅读理解材料，有五道题，他自己拿来做，错了四道。最可笑的是，他把“作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一题选错了。

于是我不得不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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