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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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是天下的根本，也是天底下最朴实、需求最低、忍耐力最强的一群人。即便在政治混乱的环境中，他们依然能默默地顽强生存，但上天很快就降下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就是一种当时被称为“伤寒”的瘟疫。

东汉末年是一个瘟疫横行的时代。桓帝刘志时期出现过三次大瘟疫，到了灵帝刘宏时期则多达五次，再往后疫情更是一波接一波。我们知道，即便是在两千年前，也没人认为能和疫情共存。在卫生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若碰到皇帝昏庸，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老百姓便只能逃。如果疫情的波及范围大到百姓连逃都没法儿逃的时候，似乎便只有死路一条。

可即便在这种绝境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等死。群体生物为了生存而挣扎时，为了更好地活下去，定然会出现个体变异。百姓也不例外，当时百姓中就出现了这样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来自有二百多人的大家族，但其百分之七十的族人先后死于一波波的伤寒疫情。朝廷的腐败无能让他痛恨，族人的意外死亡让他痛苦，为了拯救族人和更多的百姓，他潜心研究医学，然后一边行医一边游历各地，不仅目睹了各种流行疫病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将自己多年来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经验，提高理论认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这个人终于写成了一部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巨著，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影响巨大的医学典籍。

这个人就是张仲景，这部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

另一个人便是巨鹿人张角。他同样不甘于在沉默中灭亡，并且在瘟疫中看到了一丝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机会。

在伤寒横行的年代，人们不免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某处的某某某有祖传秘方，专治某病，不论真假，总有人要去试他一试。这时候人们听说巨鹿人张角入山采药，偶遇“南华老仙”，得授之《太平要术》，习成之后不仅能呼风唤雨，还能撒豆成兵。至于散施符水、念咒治病，则更不在话下。于是，张角自称“太平道人”“大贤良师”，创太平道——此处语出《三国演义》，故不足为信。

事实是，道教门人张角不知师从何处，竟学得一些医术，又从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得到感悟，于是在建宁年间与两个弟弟张宝和张梁来到冀州一带活动。冀州是当时的瘟疫重灾区，张角以治病为名博取百姓信任，然后暗中宣扬“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将按人们的善恶来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寿命”之类的教义，数年之间便有了几万信徒。

不论张角是否真懂医术，但至少在包装、宣传方面，他的技能是高超的。此时他已然神化了自己，这种神化对古代愚昧的百姓而言非常具有欺骗性。既然百姓听不清他口中呢喃的咒语，看不懂他笔下歪七扭八的符箓，又跪拜过不知在何处的神明，甚至还花了身上所剩不多的钱，自当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能得到上天眷顾，远离一切疾病和痛苦——科学家及医学家早已验证，纯粹的安慰剂治疗是有效的，且有效率大概在百分之五六十，其原理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信与自我欺骗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那经过张角的治疗，确有瘟疫患者得到治愈，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也好解释，历史上所谓的瘟疫多数是某种病毒感染的流行所致，而能传染人的病毒大多具有自限性，患病的人只要能扛住不死，一段时间后总能慢慢好转。

跪拜过神明，又喝过张角本没什么用的符水的百姓信心大增，因此不少人“战胜了瘟疫”。但这些人的身子好了，脑子没好，天真地认为是神明和符水起了作用，于是乎对“拯救”他们的张角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拜在他所创的“太平道”门下。

可那些身体没扛住的人呢，张角难道不怕被人质疑？没关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况且，在连年的瘟疫中，“必死”几乎是染病之人的共识，能活下来就算是赚到了，又哪会有人质疑呢？

于是，张角的信徒越来越多。他已不满足于冀州一地，遂派亲信弟子到天下各处传道。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太平道的势力已拓展到全国十三个州中的八个，信徒多达几十万人。当时太平道在地方上的声望之高远超官府，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景：地方上的百姓不惜变卖财产，拖家带口地跨州越县，投奔太平道，以求能做其门下走狗。即便有数万人在途中因各种意外横死，仍不能阻止后来人的步伐。

现在看来，这已经不能用单纯的仰慕来解释，而接近于狂热了。面对此种病态的狂热，地方官府非但没有任何警惕，反而认为这是因为张角的水平高超、教化得当。

然而，虽然皇帝不管事，宦官也没心思搭理民情，但朝廷的大臣中总有那么几个是尽忠职守的。司徒杨赐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平道潜在的危险。他向皇帝指出，张角这些人诓骗百姓，而且已经成了气候，这时候如果贸然发下海捕文书，恐怕反而会引发他们提前造反。因此，杨赐建议让各州郡的官员治理好地方，清查各地流民并将他们遣回原籍，以此削弱太平道的力量，然后再将太平道的首领们聚起来杀掉，这样整个太平道就能“不劳而定”。

可杨赐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他自己反倒先把官给丢了。还有一个司徒的属官名叫刘陶，建议皇帝应当用重赏缉拿张角，拿住的封侯，隐瞒或者故意回避的，则与张角同罪。刘陶的建议同样没有被采纳，而且皇帝怕他继续啰唆，把他派去修订《春秋条例》。

由于皇帝刘宏自己的懈怠，太平道得到了足够的发展时间，于是张角开始了他的第二步计划。

张角按地点的不同将全国的太平道信徒划分为三十六个区域，称三十六方，每方各立一个头目，称“渠帅”，其下有六七千人至万余人不等，并且开始在信徒中传播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只从这短短十六个字，便可知张角所谋甚巨。

自秦朝伊始，统治阶级使用“五德终始说”来阐述其政权统治的合理性。汉武帝“改正朔、易服色”，根据五行相克的原理认定汉朝取代的是用黑色代表水德的秦朝，因此汉朝应该是黄色的土德。可到了王莽那会儿，他为了彰显自己篡位的合法性，根据刘歆父子的建议，认同朝代之间五行相生，并忽视国祚过短的秦朝，认定汉朝继承自以绿色代表木德的周朝，而木生火，故汉朝应为火德。后来刘秀当了皇帝，没有改变这种说法，因此东汉以红色为代表。然后呢？火生土，土就是黄色，这就是所谓的“黄天当立”。那什么时候立呢？时间也很明确：“甲子年”，也就是公元184年。

这样的分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口号，张角想干什么呢？

毫无疑问，他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造反。

现在谁都说不清楚张角到底是先有了造反的念头，然后花十几年时间建立了作为造反“工具”的太平道，还是在建立太平道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造反的打算。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造反的打算最初只是一个模糊的念头，随着太平道的逐渐壮大而日渐清晰。不论如何，结论是肯定的，即到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角已经有了明确的造反打算，并且开始进行最后的准备。

三十六方太平道信徒虽遍布天下，可这是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如何能做到听指挥统一行动便是最大的问题：做好了，一举占领大半个天下：做不好，不免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张角的方法是紧密加强与各方渠帅的联系。光和六年冬，张角命令自己的亲信马元义统领荆州和扬州的数万信徒开始在邺城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又让马元义与长安城内的内应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联系，约定在第二年的三月五日于洛阳内外同时起兵，把大汉王朝掀个底儿朝天。

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虽愿意做内应，可他们毕竟生活在洛阳城里，马元义要与他们联系，相互传递信息，在那个没有电报、电话的年代，除了口耳相传，就只能靠书信——飞鸽传书在中国流行是隋唐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书信需以人力运输。因此，马元义不得不频繁地往返于洛阳和邺城之间。

有句话叫“常在河边走，哪会不湿鞋”，最终他被抓了。

张角有一个弟子叫唐周，大概是得知张角的计划后心生惧意，毕竟造反是灭族的大罪，不是谁都敢承担这样的风险，因此他选择了退缩，并且上书揭发马元义。

这下事情再也捂不住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在河内郡被抓获，随即被押送到洛阳，施以五马分尸的车裂之刑。同时，太平道在洛阳城里的秘密组织被肃清，与张角有联系的千余人被杀死。

眼看整个计划就要流产，十多年的努力即将付之东流，张角不得已提前于中平元年二月起事。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二弟张宝称地公将军，三弟张梁称人公将军，带领数十万农民军起于四方，且皆头裹黄巾。一时间，天下响应，朝廷震动。

为什么黄巾军可以迅速形成如此巨大的声势？显然，除了张角十多年的准备，地方官府的腐败无能是重要原因。各地响应黄巾军的农民，无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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