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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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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秦朝的政策中很多并不能称为“暴政”,而应该称为“急政”。因为嬴政总是迫切地想把每件事情都尽快做好。嬴政是一个勤奋的人,尽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人在旁指点,可他依然努力地经营着这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仔细处理帝国的大事小情。他每天处理公文不是以件计算,而是按斤算的。当时的文字写在竹简上,嬴政每天让手下称足一百二十斤(秦朝一斤约等于现在的253克)的竹简,不批阅完不休息,哪怕是外出时也不例外。他太急了,急着想要建立一个从始皇帝到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不息的帝国。但嬴政没有想到凡事欲速则不达,最后现实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
秦政府统治稳固的前提是始皇帝嬴政对政权的强势把控。然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的途中突然驾崩。之后,中车府令赵高说服丞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小儿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并赐死了宽厚仁义的皇长子扶苏及秦始皇的近臣名将蒙毅、蒙恬兄弟。胡亥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缺心眼儿且低能的年轻人,完全不是当皇帝的料,不仅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事事唯自己的老师赵高马首是瞻,而且在享乐和暴虐的程度上更胜其父一筹。结果,嬴政死去不到一年,在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朝制度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九月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陈胜、吴广便带领九百戍卒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短时间内,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地。才统一六国十三年,看似强大到坚不可摧的秦帝国出现了道道裂纹。
到了秦二世元年年末,就连身在芒砀深山里的刘邦也感觉到时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前一两个月才有个把实在是走投无路的苦汉子插香入伙,而现在几乎隔三岔五就有人上山投靠自己,刘邦的手下已经比刚上山的时候多了十几倍。刘邦时不时地可以从新投奔来的小弟那里听到一些山外的消息,全是些什么“胡亥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当立为皇帝”“胡亥残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又杀了很多大臣,分明是做贼心虚”“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公开造反”“陈胜、吴广已经占领了陈县,打出‘张楚’的旗号自立为王”“某某地方又杀了长官响应陈胜了”,等等。稍微综合一下各种信息,除了躲在咸阳皇宫里的胡亥,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都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天下乱了!
我们知道,第一次起义发生在大泽乡,造反的九百人是戍卒。戍卒就是卫戍之卒,任务是到国家的边境线服兵役。然而,当时天下被压迫的人何其多,为什么偏偏是这九百戍卒首先站了出来?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简单地了解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
当时国家实行的是全民兵役制度,凡成年男子一生均须服三种兵役:到本国边境服兵役(也就是所谓的戍役)、到中央军队服役以及在本人的居住地服兵役。与后两者不同,做戍卒的时间一般只有三天(当然,如果你是犯了事被抓去的,可能要待好几年),这是自古便有的惯例。有人可能说,三天没什么呀,去就去呗。但问题在于服戍役期间的所有用度,包括来回的路费、吃穿住的花费,全是自己掏腰包。如果是古时候还好,小国方圆数十里,大国数百里,从中央到边境少则三五天,多则半个月就可以打个来回。可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空前的超级帝国,疆域广阔前所未有。嬴政自己坐马车巡游一趟尚且需要数月之久,何况是步行的平民。如果你身在南方的会稽郡,不幸被派到北方的渔阳服戍役,那就要做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打算。这对于以成年男性劳动力为支柱的普通家庭而言,影响是相当大的。遗憾的是,循旧例的帝国统治者显然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些问题。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它建立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版图的雏形,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确立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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