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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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到了，两支军队合二为一，与黄巾军大战一场，歼敌数万，击溃了颍川的黄巾军。接下来，皇甫嵩乘胜再战，在阳翟斩杀颍川黄巾军的渠帅波才，又在西华县击杀汝南黄巾军的渠帅彭脱。旬月之间，除张角外，黄巾军最大的两支主力都被皇甫嵩击败，他也凭此战功获封都乡侯。

另外插一句，长社城外奉命赶来的那支汉军，为首的将领是当时任骑都尉的曹操。

皇甫嵩再接再厉，很快又在仓亭斩首七千，生擒东郡黄巾军渠帅卜己。朝廷一看这家伙行啊，便赶紧让他去广宗城接替董卓，消灭全国最大的一支黄巾军队伍。

皇甫嵩跟董卓的私人关系还算不错，此次接替朋友对敌，自然十二分地上心。他一到广宗城便和黄巾军的主力打了一仗，败北。

虽然败了，但皇甫嵩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黄巾军的主力，或者说黄巾军里有一支队伍战斗力强悍，不可轻视；第二，经过几个月的围城及反复的拉锯战，汉军都拿黄巾军没办法，导致黄巾军的士兵普遍有轻敌情绪；第三，率领黄巾军主力出战的不是主帅张角，而是张角的弟弟张梁——当然，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顶多就是个疑问。

针对前面两点，皇甫嵩决定高挂免战牌，让士兵们闭营休息，只派出侦察兵静观黄巾军的变化。黄巾军见汉军这边来了一个新统帅，一开始还有些兴奋，日日前来叫阵。可汉军这边始终没人回应，于是黄巾军开始隔天来一次，然后隔两天来一次，再然后……

看来汉军新来的统帅跟前面那个胖子没什么区别，一开始看着挺凶，打起仗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过一阵子怕是就要回去了。于是，黄巾军干脆学汉军闭营休息。

这时候，旁观已久的皇甫嵩察觉到了黄巾军的懈怠。某天夜里，他亲率精兵趁着夜色悄悄地出了军营，偷偷来到黄巾军大营前。士兵们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吃了，然后静静地潜伏，只等雄鸡报晓。在第一缕晨光还未刺破黑夜之时，众人在皇甫嵩的指挥下一起杀出，向黄巾军大营发起猛烈的攻击。

多日未曾作战，黄巾军歇得都已经疲了，面对突袭完全来不及调整状态。在长官的催促下，很多人装备都没来得及穿好，只随手抄起兵器就着急忙慌地上了战场，饿着肚子从黎明一直打到下午饭点(晡时)。终于，黄巾军顶不住了。为了争取活命的机会，士兵开始撤退，然后就是整条阵线的崩溃。

黄巾军一退，汉军越战越勇。最后，张梁战死，三万多黄巾军被斩杀，更有五万人在逃跑途中被汉军追赶，淹死在黄河里。

皇甫嵩顺利地消灭了黄巾军主力，占领广宗城。进城之后他才知道，那个号称以符水神术治病、无所不能的张角早已死在广宗城里，而且是病死的。

这多少有点儿讽刺，但皇甫嵩可不管这些，他毕竟是个认真的人，嘲笑死人不是他的兴趣爱好。秉持着严谨的态度，他命人将张角的尸体掘出，验明正身之后让手下一刀砍下张角的脖子，传首京师。

消灭了黄巾军的主力，其他的残余力量便更不能抵挡皇甫嵩麾下的汉军。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下阳曲，皇甫嵩斩杀了张宝，并且消灭黄巾军十多万，直杀得尸横遍野。

面对满地的尸体，将士们开始犯愁：怎么善后？这时皇甫嵩手一挥，命令手下造一座“京观”。

这个“京观”不是一种景观，更不是一座道观，而是一个专有名词。明代历史学家张岱在他的《夜航船》中是这么记载“京观”的：京，谓高丘也；观，阙型也。古人杀贼，战捷陈尸，必筑京观，以为藏尸之地。古之战场所在有之。

也就是说，所谓京观，就是一个塑成高丘形状的东西，但用的材料比较特殊，不是泥土、沙石，而是人的尸体。建这东西无非是对敌人起到强烈且持久的震慑作用。当然，虽然张岱不说，但掩埋尸体、防止尸体腐烂引发瘟疫，大概也是其作用之一。而且，京观这东西不是汉代人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

那有人就要刨根问底了：这个“古已有之”究竟可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左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为争霸中原，楚、晋两国爆发邲之战，战争最终以楚国的胜利告终。这时候，面对大量战死的晋军将士尸体，楚国大臣潘党建议楚庄王把晋军的尸体收集起来做成京观，这样才能把战功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祖先的“武功”。而楚庄王是这样回答的：“什么是‘武’？‘止’‘戈’才是‘武’。武王伐纣后曾作《武》篇，里面说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这七样我一样都不具备，有什么功劳好展示的？古代圣明的君主讨伐不听王命的国家，杀掉首恶分子并将其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这才有了京观。它是用来惩戒罪恶之人的。现在晋国的士兵不过是在为他们的国君尽忠，何罪之有，又怎么能建造京观呢?”

由此可见，京观的出现确实是极早的事情。虽贤明君主不屑为之，但在皇甫嵩看来，黄巾起义对国家是严重的打击和分裂行为，黄巾军自然是极恶之人，造一座京观警示后人似乎也无不可。

虽然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在几个月内便被皇甫嵩镇压大半，其主力几乎被消灭殆尽，刘宏也在这一年年末顺势改元“中平”以示纪念，但政治的黑暗和腐化远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能够改变的，反而随着反抗和起义的暂时被镇压而变得更加严重。刘宏受了黄巾军的刺激，深感人生苦短，愈加体会到及时享乐的重要性，于是越发地骄奢淫逸。然而，皇帝也是人，要玩也得花钱。这钱从哪里来？第一个办法是加税。在张让、赵忠的鼓动下，刘宏宣布增加田税，标准是每亩十钱。

田税这东西取自有田地的百姓，这些人本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就算绞尽他们又能榨出几滴油？况且，汉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大部分地已落入地主或者贵族手里，无地的流民、佃户越来越多，而这些人都是不上税的。因此，增加田税这件事非但不讨人喜欢，而且行之也不怎么有效。于是，被逼急的刘宏激发出脑袋中不多的潜能，想到一个老祖宗们操作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卖官。

事实上，刘宏不但公开卖官，而且为了用有限的官职卖出更好的价钱，他还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创新。虽说自己没能力设计新的职位，但刘宏突破以往思维的禁锢，想到了一个办法：增加原有官职的人数，即某一个职务可以由几个人同时担当。

国人历来重视职位的高低排位，现在几个人任同一职务，大家职权相同、等级相当，怎么区分呢？

好说，只需要在职位前冠以“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便可，排名不分先后。

这一下，朝廷官员平白增加了数倍。机会多多，来者不拒，公等欲光大门楣，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虽说自汉文帝起，汉朝的皇帝便有卖官的习俗，武帝更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支援对外作战而设立武功爵。但为了圈钱公然地把朝廷的实权职位明码标价，争相贩售，做到刘宏这种地步的，之前没有，之后大概也不会有。比如关内侯的爵位，刘宏的标价是五百万钱一个。就连朝廷地位最高的三公，也有明码标价：一千万。

可能有人会问：我能不能光凭声望、能力、功劳坐上高位？

实话实说，我也不敢说你一定不行，但至少非常难。因为段颎、张温都是当世的名士，而且有公认的功劳在身，却仍得先交钱才能“论功行赏”，坐到三公的位置上。

当时的廷尉崔烈也想过一把做三公的瘾，可千万的价格是他不能承受的。不过，崔家是名门大族，自然与寻常人不同。他思来想去就有了办法：走后门。崔烈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通过皇帝身边一个姓程的奶妈，最后花五百万得到了三公中的司徒一职。

这种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做了也就做了，可刘宏的脑回路就是和常人的不一样。崔烈被任命为司徒的当天，刘宏出席了任命仪式。等大家给崔司徒祝贺完毕，刘宏先是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可惜啊，要少了，不然可以多拿五百万。”

百官们听罢一愣，都不知道怎么接话好了。这时候，一旁的程奶妈第一个不乐意，马上站出来说：“陛下说的是什么话！崔大人是冀州的名士，这样的人怎么会出钱买官！他的官位明明是我帮他弄的嘛，要不是我，陛下连这五百万也拿不到，有什么好埋怨的！”

由此可见，朝廷已腐败至极。而沉溺于享乐的刘宏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被琴瑟的靡靡之声堵塞了双耳，被宫女的美色蒙蔽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当时国家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

在国家之外，羌人、鲜卑接连寇略边境；在国家之内，张角三兄弟虽死，但各地黄巾军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全国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的起义此起彼伏，不可胜数。在西边，凉州从事韩遂在羌人的协助下纠集起数万骑兵，打着消灭宦官的旗号直入关中；在北边，前任泰山太守张举拥十万之众自称天子。

外界已然如此混乱，刘宏却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寻欢作乐，夜夜笙歌，又醉生梦死地过了几年，终于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把自己和汉王朝一起送上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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