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章 现场调研了解情况，一锤定音法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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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汇报大多流于表面，连家底都未必完全摸清。但周平作为最后一个发言，或许时间上他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而且工会主席的身份，应该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周平拿起面前一个用废旧报表纸装订成的笔记本，翻开，双手有些粗糙。他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在场的县领导，眼神里没有许红梅那样的慌乱，也没有杨卫革那种干练，反而有种压抑已久的沉重和一丝豁出去的耿直。

“尊敬的李书记，各位领导，”  周平的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但吐字很清晰，“刚才马厂长、许书记，还有杨厂长他们，都把厂里的困难，特别是经营上的困难，汇报得很清楚了，说的都是实情，厂子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他将目光看向我：“但是，光说困难不行，得想办法解决。我代表工会，也代表很多敢怒不敢言的职工，想跟领导们汇报一个我们反复琢磨过、也跟部分职工代表商议过的思路。”

哦？我身体微微前倾，来了兴趣。解决问题才是关键，这位周主席，看来是抓住重点了。

马广德在一旁轻轻咳嗽了一声，插话道：“老周，时间不早了，都快十二点半了，食堂还等着呢。李书记难得来，咱们准备了鱼……你挑要紧的说，长话短说。”

我摆摆手，笑着看着周平：“吃饭不急，工作要紧。周主席，你说，有什么思路？”

周平看了马广德一眼，眼神复杂，然后转向我，语气坚定了些：“李书记，我的想法，其实之前在职代会上也提过，就是能不能把厂区东边那大片闲置的土地盘活利用起来？那块地，位置其实不错，就在城边，交通也方便。前两年有南方来的老板考察过，很感兴趣。咱们厂短期内根本用不上那么大的地方，荒着也是荒着，种点麦子收成有限。如果能想办法把那块地变成活钱，哪怕是一部分，就能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给厂子续上命。咱们县里财政困难，大家都清楚，指望县里大量拨款不现实。咱们厂一千多号人，在县里算个大厂，但在全国看就是个小企业。我觉得，得自己想办法，‘造血’比‘等血’更牢靠。土地是咱们厂现在最实在、可能也是唯一能快速变现的资源了。”

土地！我回想起之前的会议纪要，看来当初提出这个方案的，正是这位看上去朴实干巴的工会主席周平。

而马广德刚才的打断，以及此刻微微蹙起的眉头，都表明他对此方案并不热心，甚至有些排斥。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眼看厂子就要断气的厂长，为何对可能救命的“卖地”方案如此态度？而一个工会主席，为何要锲而不舍地推动这个明显会触动某些人利益的方案？看来，这棉纺厂的一潭死水下面，暗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深。

我看了一眼苗东方，他正低头看着茶杯。孙浩宇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收回目光，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面向众人，声音平稳地开了口：“嗯，周主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思路——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换取脱困发展资金。各位县领导，还有厂里的同志，大家都议一议，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到底怎么样？如果那块地只是用来种麦子、养鱼，我个人认为，它的价值确实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不瞒大家，我元旦去医院看望满仓县长时，他也提到了类似的想法，认为棉纺厂的问题，可能要从资产盘活上找突破口。”

我略作停顿，目光扫过全场，尤其是在马广德、苗东方脸上停留了一瞬。

“这样吧，咱们今天既然来了，就把问题摊开。饭，可以晚点吃。先集中议一议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棉纺厂东区那片地，到底该怎么看，怎么用？”

周平道：“书记，那块地有一百五十亩，位置不错，如果能顺利出让，至少能卖300多万到400多万。这是……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方云英顺势接过话头，语气平和但透着股实在：“马厂长刚才说的困难，是实情。这也是之前梁县长主持协调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县里财政的情况，在座都清楚，寅吃卯粮，兜比脸干净，想拿出大笔钱来救急，不现实。银行那边，旧账未清，信誉受了影响，想新增贷款，更是难上加桥。这么看下来，盘活厂里闲置的那片地，确实是眼下棉纺厂自己能抓住的、最实在的一根救命稻草。这条路，理论上走得通。”

我点了点头，目光转向分管建设和国土的副县长孙浩宇：“孙县长啊，土地出让这一块，政策法规你熟。周主席说的这条路，从政策上讲，有没有硬伤？具体操作，最大的坎儿在哪儿？”

孙浩宇显然琢磨过这事，回答得挺顺，但眉头拧着，一副棘手的样子：“李书记，从政策层面讲，如果企业是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土地用途符合规划，县政府主导协议出让，获得的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改制脱困、安置职工，这个方向，上级是鼓励的，也有文件依据。”

他眉头一皱，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可现在最大的麻烦，那块地的权属不清，有争议！城关镇西街的一部分群众，一直咬定那块地当年是村里‘借’给厂子用的，手续不完整，土地所有权还应该是村集体的。他们不认棉纺厂手里的东西。这个疙瘩解不开，前几次协调会，吵来吵去，核心就卡死在这儿了，动弹不得。”

“权属争议……”  我沉吟了一下，目光扫向坐在靠后位置的城关镇党委书记陆东坡，“陆书记，你们城关镇，还有西街村两委，在这个事上，前期都做了哪些工作？”

陆东坡一听点名，马上直起腰，脸上像是有一肚子委屈：“李书记，不瞒您说，我们镇里，还有村里那帮干部，腿跑细了，嘴皮子磨薄了！可这是历史旧账，几十年前的事了，当年经手的老支书、老队长都不在了，条子和证明村里不认说是假的。村民就认一个死理：地是祖辈传下来的，厂子红火的时候用也就用了，现在厂子不行了，地要么还回来，要么卖地的钱，大头得归村里。我们反复做工作，讲政策，也讲县里的难处，讲厂里一千多号工人等着发工资吃饭，口水说干，效果……微乎其微啊。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还有……还有那么几个比较‘活跃’的代表，态度硬得很，寸步不让。这群众工作……唉，真是老母猪钻栅栏——进退两难。”

我又看向国土局梁天野：“国土局老梁，你是土地爷，从专业角度表个态。按照国家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这块地的使用权，到底该怎么认定？”

国土局梁天野推了推眼镜，回答得字斟句酌，透着谨慎：“李书记啊，我们调阅了能查到的所有历史档案。当年建厂征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手续……按当时的规范是没问题的，一些关键性的批文、协议原件都在。但当时确实比较随意，按现在的《土地管理法》，这种情况是极易引发权属纠纷。我们局也参与组织过调解，但双方各执一词，分歧太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严格来说，这属于典型的历史遗留土地权属争议。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可能有一方不服，棉纺厂现在火烧眉毛的境况，恐怕……等不起这个漫长的过程。”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县委常委、副县长苗东方身上。他是老曹河，根子就在西街村，他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能代表本土势力的一种风向。

“东方县长，你是老曹河啊，对西街村的乡情民意也熟。抛开分管工作，从你对地方情况的了解来看，这个结，有没有可能解开？该怎么解？”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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