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 章 曹河酒厂矛盾重重，棉纺厂里阴谋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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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原厂生产的，在品质和口感上，有没有明显的差异？”

孙向东略一思忖，回答得很专业：“书记，从我们检测来看，基本没有大的差异，完全可以达到同一个品牌的质量要求。但是……”  他话锋一转，也透出些实在话，“要说一点细微的差别都没有，那也不客观。一方水土酿一方酒，曹河的水质、窖泥的微生物群落，和咱们老家那边还是有些不同的。”

听到“咱们老家这句话，几个干部都把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心里暗道：“孙向东和以前确实大不相同了。”

钟健接过话，说道：“李书记啊，不过咱们厂子有个很大的优势。基础设施完善，老工人多，经验丰富，执行工艺纪律比较到位。这是很多新厂比不了的。”

说着，钟健快走两步，推开一扇厚重的车间大门。顿时，一股更为浓郁的酒精分子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个戴眼镜的干部眼镜片上瞬间蒙上一层白雾。

车间内部空间高大，光线略显昏暗，靠墙是一排排深埋入地或半嵌在砖石台基上的硕大陶缸，缸口用红布紧紧包裹、密封。空气中浮动着肉眼可见的湿热水汽。

孙向东面向我们，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带着回音：“几位领导啊，咱们的高粱红酒，刚蒸馏出来的‘新酒’其实是比较辛辣、口感粗糙的，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贮存陈化，让酒体自然老熟，才会变得醇和、绵柔、香气突出。不过……”

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无奈，“现在为了赶产量、抢市场，很多酒陈化时间其实被压缩了。实话实说，现在市面上卖的酒，论口感的醇厚度和风味，可能比不上早年那些产量小、窖藏时间长的老酒了。”

我点了点头，理解这其中市场压力与工艺传统之间的矛盾。我把话题引向现实：“酒厂现在的生产经营，整体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突出的困难？”

孙向东闻言，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苗东方，脸上显出几分欲言又止的为难。

我立刻捕捉到了这个细节，直接点破：“向东，有什么话就直说啊，不要有顾虑。我今天来调研，就是想听听真实的情况，有什么难处，当面谈。”

孙向东搓了搓脸，但他开口说出的，却并非具体的“困难”，而是一个关于利益分配的“事实”：

“李书记，张董事长，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想说。咱们三方合作，按照协议分成，看起来曹河酒厂拿了四成，东投和平安各拿三成。但如果我们抛开协议，从更实际的经营角度算一笔账……今年，咱们厂总共生产了接近四万吨酒，销量非常好，利润总额也很可观，我们初步计算，总利润正在2800万到3000万左右。”

他停顿了下，似乎在组织更具冲击力的语言：“但是，李书记，您知道吗？按照现在的分成模式，曹河县……实际上还是要亏钱的。”

我眉头微蹙：“销量这么好，怎么会亏钱？”

孙向东的语气变得沉重，他开始算一笔触目惊心的“人账”：

“咱们曹河酒厂，现在在册的职工，有三千一百多人。这个数字，在全国同规模的酒类生产企业里，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  他的目光扫过车间里并不算密集的工人，“我不瞒您说，这些年我跑过全国不少酒厂参观学习。江西的都昌酒厂，年产量不小，全厂才两百多人；黑龙江林口一家老牌酒厂，不到三百人；广西浦北酒厂，年产酒量也很可观，才六百多人；咱们省内有家去年刚评上‘大型二类企业’的酒厂，全厂固定工加临时工，总共才七百人左右，他们去年的产量也是四万吨左右，但创造的利税是三千八百多万！”

他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痛心的清醒：“而你们曹河酒厂，同样生产了四万吨酒，账上大家一共挣了三千万，听着不错。可是你们养了多少人？三千一百多人！这三千多人里，真正的生产一线工人，我估计不到一千人。光是总厂和各分厂设置的销售科、办事处，后勤、工会、团委、爱卫会、计生办、妇联林林总总加起来，就养了超过七百人！可现在我们的酒，绝大部分是通过东投集团的渠道销售的，你们自建的这支销售队伍，实际上……事倍功半，甚至很多时候是在‘吃空饷’！”

他的声音提高了些：“您算算，一个人一个月平均工资、奖金、劳保，按三百块算，不多吧？三千多人，一个月就是将近一百万！一年就是一千二百万！这还只是最直接的人工成本！朝阳，算下来一分账，你们啊基本就是赚了个吆喝！”

孙向东的这笔账，算得简单，但很冷酷，却也算到了根子上。我看向县委常委、副县长苗东方，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苗县长，”  我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压力，“曹河酒厂什么时候……进了这么多人？我印象里，八七、八八年我来考察的时候，全厂职工好像还不到一千人。这几年功夫，怎么膨胀到了三千多人？这些新增的人员，都是怎么进来的？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劳动计划和岗位核定？”

苗东方显然没料到调研会突然转向如此尖锐的人事和成本问题，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挠了挠头，习惯性地用起了基层干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缓冲话术”。

“李书记，这个……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太好解决啊。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咱们县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家属子女，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进来的。”

邓文东也是老曹河人，对酒厂的情况也是知道的，就道：“书记啊，当初酒厂效益好的时候，大家都想往里挤，厂里也有压力，口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虽然现在多数都是合同工，但合同签了，也不好随便清退，牵扯面太广，涉及一两千个家庭，稳定压力……非常大。”

邓文东话里的潜台词很明确：这不是简单的经营问题，这是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动这里的人，等于动了一张巨大而敏感的关系网，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稳定问题。”

我心里此刻快速衡量，看来曹河酒厂的问题比棉纺厂严重复杂的多，如果在现场没经过慎重考虑就做决断，那太过武断，就道：“向东，云飞，包括这个文东同志和东方同志，咱们试探性的讨论下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县委下定决心，要推动曹河酒厂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对人员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打破‘大锅饭’，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大家认为……要保留多少人合适？”

张云飞背着手，稍一思考就道：“朝阳书记，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专业啊，还得向东来说。”

孙向东迎着我询问的目光，没有立刻回答。他再次看了一眼苗东方，又看了看旁边的邓文东。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里没有了刚才算账时的激动：“书记，从纯粹的生产上讲，现在抛去销售，最多保留七百人到一千人左右，我看就足够了，但是朝阳有件事，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他笑了笑：“不是我耍无赖啊，按照我们三方签订的合同，曹河县酒厂的具体行政管理，你像包括人事、财务、劳资啊，并不归我们管。”

他看着钟健道：“这事啊，是钟主任在抓。我作为平安县高粱红酒厂委派过来的技术负责人，我的核心职责是：保证生产工艺，东投集团酒水公司负责全部产品的市场销售。所以，具体用多少人，朝阳啊，还得你们县里啊拿主意。”

孙向东的话是划清了责任的边界：“至于曹河酒厂本身这个‘壳’，包括里面的三千多名职工如何管理、工资如何发放、非生产性成本如何控制……实际上是曹河的问题，他们是只管分钱的。”

我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孙向东的说法，看来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曹河，但在动棉纺厂之前，对于曹河酒厂，不宜动作太大。

我看着钟健说道：“钟主任啊，问题你怎么看？”

钟健揉了揉鼻子，颇为无奈的道：“书记，这个，这个确实不好办，我们听县委的。”

我心里暗道，这个钟健，倒是没有一丁点钟书记的魄力。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道：“听县委的，县委让你清理两千人，你什么时候能完成？”

此话一出，几个干部的目光都落在了钟健的身上，他尴尬的笑着，片刻后道：“书记，两千人，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我接手的时候，厂里正式工就已经1200人了。我进来之后，才卡住了正式的编制，后来这接近两千人，都是临时工。都清理了，难度确实大。”

我心里暗道，还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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