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 章 苗东方一心为己，马广德当面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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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都谈妥了，同意挂账。但条件是，延期还本期间，新贷款就别想了。所以，从银行想办法，此路不通。”

他把水杯往马广德面前推了推：“喝口水。我现在给你提点实在的要求，别总盯着县财政和银行。你们棉纺厂，县里是寄予厚望的，是期待你们能自力更生，焕发生机的。如果连工资问题你们自己都解决不了，还要事事找县里，甚至惊动李书记出面协调，那我说句实在话，马书记，你想要钱这事儿，就真的不好办了。”

马广德面色难看，但心里却喜上眉梢。他知道方云英说的是实话。县财政没钱，银行贷不出款，这是现实。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已经不太烫的水，舌尖发苦。

“方县长，”他放下杯子，脸上努力挤出些笑容，但显得很勉强，“您看……能不能这样，县政府再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或者……作个保，哪怕先垫付两个月的工资呢？就两个月！过了年，开春，我们正在努力开拓南方市场，那边办事处已经有点起色了。只要南边的款子一回流，我们马上就能把这救命的钱发下去，绝对不拖！”

方云英看着他，摇了摇头，那眼神里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无奈和不容商量的坚决：“老马，不是我要为难你。李书记刚到任就强调，要‘保运转、保基本、控债务、谋发展’。保你们厂一千多人的基本工资，属于‘保基本’，县里确实有责任。但‘控债务’也是死命令。县政府出面作保，就是增加隐性债务，这不符合当前的政策精神，李书记那里也通不过。我建议你们，还是把心思用在内部。内部，能不能压缩非生产性开支？销售上，南方市场既然有希望，就加大力度，哪怕价格低点，先回款是关键。自己手里有了活钱，腰杆才能硬起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马广德知道再谈下去也是枉然。自己也没想到能要到一分钱，来也只是个态度。

方云英不是不想帮，是真没办法，也有自己的原则和顾虑。他脸上遗憾的表情更浓了，慢慢站起身：“方县长，我明白了。打扰您了，您忙。”

方云英也站起来，送到门口，语气缓和了些：“广德啊，难处大家都知道。回去跟班子再好好议议，群策群力，总会有办法的。关键是要拿出行动，拿出让县委、县政府看得见的改变和希望。”

马广德点头，退出了方云英的办公室。他脸上的谦恭和急切慢慢褪去，换上了一副略显忧郁和思索的表情。

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迈步向县委办公楼三楼走去。站在三楼的走廊窗户口，他慢慢点了一支烟，自己在曹河县经营这么多年，上上下下，盘根错节，早就熟悉了县城的特点。

哪个领导背后不是站着一些人，代表着一些利益？即便新来的李朝阳，想要在曹河站稳脚跟，打开局面，难道不需要依靠他们这些本土的“老家伙”吗？动他？没那么容易。

上午剩下的时间，我在办公室里和组织部部长邓文东又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话题自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干部考核，二是当前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管理和调整，三是面向全县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

邓文东是个细致的人，说话做事有板有眼。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手里的钢笔不时记录着。听我谈完对国企干部“同一岗位任职五年以上、企业亏损的，原则上调整”和“画年龄线，五十五岁以上副职下，五十七岁以上正职下”的想法后，他放下笔，扶了扶眼镜，看向我。

“书记，年龄是硬性指标，操作起来清晰，阻力相对明确，但反弹可能也大。”他斟酌着词句，“这样调整，动静会不会太大了些？涉及面广，牵一发动全身啊。特别是棉纺厂这样的老大难单位，班子老化问题最突出，但也最敏感。”

我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动静大，是必然的。曹河的国企沉疴已久，不下猛药，难见起色。但下药也要讲方法。我的意见是，分批实施，不要搞一刀切，更不要搞‘一锅端’。先摸底，排出顺序，先解决矛盾最突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五家、十家，一批一批来。争取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全县国企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从现在的五十二岁以上，降到四十五岁以下。要给年轻人腾位置，也要给老同志留足体面，可以到二线部门安排调研员、顾问、专委会主任等非领导职务，发挥余热嘛。”

邓文东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分批实施，稳妥推进。我同意书记的意见。组织部这边会尽快拿出一个详细的摸底方案和分批调整建议名单。”

“这就谈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我放下茶杯，“关于年轻干部选拔。光把位置腾出来还不够，关键是要有合适的人能顶上去。这次面向全县的考试选拔，就是要把真正有想法、有潜力、能吃苦的年轻干部筛出来。”

邓文东接口道：“书记，这一点蒋笑笑主任已经跟我初步沟通了。我们组织部原则同意，也认为很有必要。只是……时间上，您看安排在年后如何？年前大家都忙，而且很多单位要搞年终总结、慰问，人心也浮。”

“不，”我摇摇头，“我的想法是，年前就组织。正好学校放了寒假，教室是现成的，组织起来方便。更重要的是，趁热打铁。我们刚在政法工作会上强调了队伍建设，紧接着搞年轻干部选拔，这是连贯的信号，表明县委在用人导向上是动真格的。考试之后，评分工作我们县里的干部不参与，避嫌。我出面去协调，请市委政研室或者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专家来担任评委，确保公平公正。”

邓文东眼睛亮了一下：“请市里的专家来评分？这办法好！既能保证权威性、公正性，也能堵住一些人的嘴。书记，这个考虑周全。”

我摆摆手：“文东啊，干部工作是为事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必须做实做细。这两件事，调整国企班子和选拔年轻干部，要联动起来考虑。特别是那些亏损的、困难的国企，要敢于把有冲劲、有思路的年轻人派过去当副职，甚至破格主持工作。让他们在实战中成长，也给老企业带去新风气。”

邓文东合上笔记本，神情认真：“书记，您放心。这两项工作，我都亲自抓，亲自协调落实。特别是考试选拔，我回去就布置，争取一周内拿出详细方案。”

邓文东立刻坐直了身体，神情专注：“对了，还有一件事，你关于棉纺厂的领导班子……书记，咱们……要做好调整的准备？”

我心里快速盘算着。邓文东这么问，是单纯地履行职责提前准备，还是想探探我的口风？

在曹河这个人地两生、关系网复杂的地方，任何一句关于人事的话，都可能被过度解读。在没有掌握足够确凿的证据和形成成熟方案之前，不能轻易亮出底牌。

于是，我语气平稳地说道：“文东啊，现在谈调整还为时过早。目前最重要的，是把情况彻底摸清楚。我已经跟市审计局的郑成刚局长通过电话了，他们年底任务重，人手紧，但答应会尽快安排。等到市审计局对棉纺厂进行专项审计，审计报告出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市场问题、管理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就有了依据。到那时候，我们再根据审计结果和线索，研究班子的去留问题。现在嘛，主要还是看他们自己能不能拿出办法，渡过难关。”

邓文东微微一愣：“市审计局？书记，咱们县审计局不是可以审计吗？怎么还要劳烦市局？”

我解释道：“棉纺厂债务规模超过一千万，在全市的国企里都是排在前面的。涉及这么大规模的资产和债务，仅靠县审计局的力量，恐怕深度和权威性都不够。请市局来，一是更专业，审计结果更有说服力；二来，也是对我们县审计工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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